2018年，是高职创新发展行动的收官之年。

3年前，为贯彻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有关要求，教育部特颁发《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把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梳理出65个任务22个项目，同时进行细化分工，建立年度绩效评价制度，定期发布报告，推进各地的落实。

“《行动计划》创新了教育部规划管理，省级政府统筹保障，院校自主实施的新型管理模式。从国家、省级、学校3个层面形成协同推进，形成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局面。”5月31日～6月2日，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在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召开“高职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实施工作暨骨干专业（群）建设研讨会”，全国高职高专联席会议副秘书长童卫军就3年来各地《行动计划》执行绩效情况作了大会报告。

而就在此次会议前的5月7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谢俐以个人名义向各地教育厅分管高职教育的副厅长致信。信中指出：《行动计划》绘制了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路线图，开启了职业教育“以任务带投入”的新尝试，它不仅强调了院校的创新发展，更强调了地方统筹和创新推动。

信中明确点出各省教育厅在落实《行动计划》中的工作情况：你省截至2018年3月15日，实际启动《行动计划》任务多少项，启动率是多少；实际启动《行动计划》项目多少个，启动率是多少；启动项目实际布点多少个，布点率是多少；2017年省级财政投入经费多少亿元；已经（尚未）确定了多少所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和多少个骨干专业建设名单。

“希望您百忙之中，及时督促落实好本省《行动计划》的收尾工作。”谢俐指出，职业教育已经步入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冲刺阶段，需要国家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协力共舞，一起挥桨划船，推动职业教育之舟破浪前行。“谁都不是站在岸上指导的指挥员”。

“一般来说，副厅长会把此信批给分管高职教育的处室。也有厅领导回信表示，正视问题、奋力追赶。”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高职发展处处长林宇向记者表示，据他的了解，各省教育厅分管高职教育的处长“压力是巨大的”，会在这半年的工作中努力寻找和补齐差距。

林宇透露，6月教育部会针对《行动计划》再开一次推进会，使今年的收官工作达到更高的质量和水平。同时，针对《行动计划》所涉及的项目和任务，制定验收标准，明年将对成果进行最终验收。

高职创新行动全国开花

“湖南省承接了《行动计划》任务47项，项目15个，同步实施了省级计划79个任务和项目，任务和项目的启动率均达到了100%。”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应若平在会上介绍，在全面落实创新发展《行动计划》过程中，湖南省始终坚持以专业群建设为基础，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了湖南高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同时，应若平介绍，在调整专业布局过程中，要求每所高职院校构建5个左右的专业群，使专业设置聚焦于各自的服务领域，特别是与新兴产业、特色产业进行深度对接。

“这个工作非常不容易，调整专业就意味着重新洗牌，一些老师就可能会失去以往的专业资源。”应若平说，经过几年推动后，这项工作得到了普遍认可。这几年，湖南省共淘汰落后专业54个，新增专业30个，构建专业群292个，专业布局与湖南新兴产业对接度大幅提高，涵盖了湖南20个新兴产业链相关的专业。目前，湖南省高职院校共有校级以上的重点建设专业群203个，覆盖的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比例为87.3%。

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邢锋介绍，2016～2017年，广东省承接《行动计划》53项任务和14个项目，任务和项目启动率100%，省财政投入5.89亿元；承接项目布点数量810个，2017年项目实际布点数量1790个，项目布点率221%。

在推进《行动计划》的过程中，广东省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放管服”改革。据邢锋介绍：一是下放高职专业设置权，除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外，高职院校可自主设置招生专业，省教育厅仅开展事后审查；二是下放教师职称评审权，学校可自主制定本校各个系列职称评审的操作方案、评审办法和评价标准，并组织实施；三是下放科研经费使用管理权。

“总体原则是有利于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有利于发挥院校领导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的权力要放；关系到学校办学底线的事情，必须要管。”邢峰说。

据浙江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祝鸿平介绍，浙江省教育厅承接《行动计划》的任务45项，项目13个，任务启动率100%，项目启动率100%。同时，不断有新项目加入进来，项目布点率有很大的提高。

浙江一样在实施简政放权，也完全把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权、学科专业设置权和项目认定权全部下放。同时，认真推进高校章程建设，2016年，浙江省所有公办高职院校都通过章程建设，并以法定程序公布。

“校长每年一次，面对所有教育系统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督导员进行汇报。”祝鸿平介绍，汇报的意义在于强化学校一把手对人才培养的重视，营造重视教学的良好氛围，同时浙江还推进教学一级考核，将包括《行动计划》在内的落实情况纳入到一级考核当中。

“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机制，以优质校、骨干校等重点项目引领，推进项目落实落地。”童卫军总结说，到2017年年底，《行动计划》的所有任务和启动率达到93%，项目启动率88%。21个省的任务启动率达到100%，其中河南和新疆两个省份任务启动率小于80%，北京尚未填报数据。24个省项目启动率达到100%，宁夏、海南、黑龙江3个省份的项目启动率低于70%，北京未填报数据，西藏的项目启动率是零。

高职院校“获得感”增强

“近两年来，在国家层面上，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童卫军介绍，这几年推出的政策文件包括《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以及《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和《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等。

童卫军介绍，各地出台统筹区域高职教育发展的文件有82个，推动高职院校创新发展的文件有117个，促进高职院校提高质量的文件有156个，“保障了《行动计划》的进一步落实”。

在投入方面，全国各省份教育厅预估投入205.9亿元，2016年已经投入45.2亿元，2017年投入80.56亿元，合计是125.76亿元，省级财政资金的经费执行率达到61.08%，安徽、广西、广东排在前三位。

在高职院校层面，在体制机制创新、特色专业群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技术积累、国际交流与合作、产业服务能力等6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院校的获得感非常强。”童卫军说。

《行动计划》中提出要建设200所优质高等职业院校，为高职战线树立了改革发展的新标杆。“从原来的示范校、骨干校、优质校到最终即将启动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体现了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引领了高职教育的创新发展。”童卫军介绍，截至2017年，有26个省份立项建设了403所优质校。80%的优质校是原来的国家示范（骨干）校和省级示范（骨干）校，体现了一贯扶优扶强的优势。其中有19.85%的院校是非示范（骨干）校，也不是省示范（骨干）校，这说明示范和骨干学校不是衡量学校优劣的永久标签。

“优质校项目的实施推动了高职院校重新洗牌，传递了高职院校不进则退的压力，整体调动了高职院校力争上游的发展格局。”童卫军说。

同时，所有的骨干专业也积极开展校企深度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有6900多家企业参与，共有5643个订单班，2017年的数据显示，平均每个骨干专业有1.44个订单班。

“无论是骨干专业建设还是优质校建设，都是围绕着一条主线，就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一直是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线。”童卫军介绍，从《行动计划》的65个任务22个项目的分析看，也始终围绕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条主线。

成绩显著，问题也存在。在童卫军的《行动计划》绩效报告中显示，还有部分省份的任务和项目尚未启动和实施，启动的省份没有把具体的项目和内容定点到具体哪一所学校，部分省的优质校和骨干专业建设名单尚未确定。“这势必对今后的省级验收和国家验收造成一定的影响”。

“现在，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同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创新决胜未来，这必将推动高职的创新发展。”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锦认为，学院处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深切地感受到，高职教育必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予新动能，推动高职院校提质升级是时代赋予高职院校的神圣使命和光荣责任，当然也压力巨大。

“未来高职院校应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主线，走开门办学之路，推动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刘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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